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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经济:搭档公有制之路

作者:admin 来源:重庆民营网 时间:2013年11月15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弹指35年,被赋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接棒。十八大后,履新总书记的习近平将离京调研的首站选在改革先锋省份广东,并在那里对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惟有了解改革从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处去。为此,我们撷取了财税、金融、国企、城镇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结改革的共识、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气。

  破冰 个体户进入中国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胡德平在《没有不准出生的人——非公有制经济随想》文中谈及,各类企业对于市场经济来说,都有生的权利,没有不准出生的人。市场对兴办各类企业也不应搞计划生育,没有多生超生的问题,一切公民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申办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工商管理部门都会批准它出生的。

  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密不可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曾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说,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缺乏,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经历了“限制、利用”到后来的“扶植”、“改造”,最初的个体私营企业逐步收归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人开始试探性地触碰政府的天花板。另一方面,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后开始摆地摊卖小商品,这在统购统销的年代,引起社会争论。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应允许个体私营存在,个体户会也被看做是没出息的营生。

  为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但当时政策的天花板是个体户“不得雇工”,防止“剥削”。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报告同意了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发放营业执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尹盛喜当时带着一批返城知青在前门摆起茶摊,这就是北京老舍茶馆的前身——大碗茶。李桂仙领取了中国第一份个体餐饮的营业执照——悦宾饭店。

  为个体户发放营业执照只是非公经济获得国家认可的一个开始。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这被认为是一个为个体经济正名的文件。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在1982年被写入宪法。

  随着对个体私营政策的松动,一些个体户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上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资本家复辟”说法甚嚣尘上,但是邓小平让冷静地“看一看”。邓小平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默许态度,让个体户获得发展良机,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此后,政策为私营经济逐渐敞开大门,明确提出要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务院还正式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为私营经济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提供了制度规范,为20世纪90年代私营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体户、私营企业虽然受到非议,但他们却是市场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他们经营灵活,能敏锐捕捉到商机。

  当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商品流通不畅,私营经济发展活跃的南方物品较北京等北方城市丰富,价格也便宜。一些思路灵活的人就从南方购入手表、衣服等稀缺的日常生活用品,加价后在北京等地销售,这批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倒爷”。还有一些专营的商品,则需要从国营大厂拿到“批条”,才能买出来拿到市场卖。这些倒爷甚至转战国外市场,把国内的一些纺织品、皮革等销往轻工业品稀缺的俄罗斯等地,很多私营企业在那个年代获得“第一桶金”。但是,随着商品流通体制的完善、商品的日益丰富,倒爷们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正名 非公经济市场地位提升

  很多人将2002年看做“民营经济迎来新春天”,因为这一年,非公有制经济第一次与国有经济被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多名民营企业家代表首次出现在中共十六大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以“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份获得政治地位。

  市场中活跃的个体户、私营企业,就像调皮的孩子。他们想法多,最不安分,总是尝试着跨过红线。在改革的探索中,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姓“资”姓“社”的讨论,反映了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看法和争论。这种争论让获得证明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感觉遭到倒春寒。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不仅解放了思想,也让一度陷入低潮的非公有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也被认为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给了民营企业更多市场发展空间,至2002年国企改革基本完成突击。民营企业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分享了这场盛宴。一些民营企业通过协议受让国有股权以借壳上市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国嘉、前锋股份、重庆川仪、泰康股份等。

  根据当时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3120.2万户,从业人员6114.4万人,注册资本3120.31亿元;全国私营企业共创总产值5853.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22%;实现营业收入5323.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92%。

  私营经济的发展让私营经济进入国家的经济数字统计范围内,这才让私营经济真正成为我国经济的组成部分。1998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将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非公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一起纳入经济统计范畴。

  随着政策松绑,民营经济迅速壮大,它的政治地位也逐步被认可。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在与国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既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年,全国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中除私营企业自身的发展外,民营资本的投资也在不断扩大范围。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营投资涉及领域较窄,除城乡建房外,主要投向一些简单的机械加工工业、食品制造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民营经济开始涉足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上游产业。不过,基础设施一直是民营经济投资涉足最少、进入最为艰难、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民营经济在金融保险、卫生体育、教育等新兴服务领域的投资占比只有20%左右。

  发展 崛起的力量期待平等身份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进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曾这样概括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我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有人曾预言中国经济会因此垮掉。但逐渐向外资放开中国市场,民营经济不仅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被击倒。相反,在全球经济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力量迅速在国内成长起来。由于从业人员以年轻人为主,技术型明显,互联网企业的朝气给传统的非公有经济带来新气象。

  进入新世纪,经济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作为一种信息化工具,它不仅改变了企业和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还带动了传统关联行业的转型。应该说,互联网是纯粹的非公有经济,它的起步和发展是靠一群群有着IT技术的年轻人模仿着、摸索着发展起来的,在有雄厚背景的国有企业不屑的时候,互联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

  不过,从起步之初直到2013年,互联网界的大佬虽然在财富和知名度上被社会认可,但是互联网从业者并没有取得传统非公有经济的政治地位。这一尴尬直到2013年才被打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腾讯CEO马化腾和小米董事长雷军作为互联网界代表首次出现,百度CEO李彦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大批私营企业家财富暴涨没多久,由于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速度进行调控,限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民营企业2004年前后再次感觉到了寒流——银行贷款收紧、招商引资难度加大。全国政协常委、“非公36条”的最初倡议者厉以宁教授最早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于是,一个以厉以宁为组长,刘永好、郑家纯、邵奇惠等为副组长的20多人组成的调研小组,先后在辽宁、广东、浙江、江苏以及深圳和当地企业家密切接触。随后,一份名为《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的调查报告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递交到国务院,当天国务院领导就做出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这是《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为“非公36条”)出台的由来。

  2005年2月,新中国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政府文件——“非公36条”发布,内容涉及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融资渠道、企业维权和政府监管等。但是,“非公36条”出台后,笼罩在民营企业头上的一些枷锁仍没有被打破,一些本来计划对民营企业放宽准入的行业,管理部门仍在保持观望姿态,资金、人才等仍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一份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非公36条”后民营经济在一些领域的投资仍受到准入限制。2008年的统计显示,私人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只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只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只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只占6.6%。

  时隔五年,政府再亮剑。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界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金融、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公用事业等领域。

  民营企业在获得更多舞台和融资渠道的同时,政府也在给他们减压,实行“放水养鱼”策略。放宽进入市场限制,国企逐步退出,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宽松的政策环境,让活跃的民营企业获得快速成长的土壤。据统计,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5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60%,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为企业减负的政策,如对小微企业暂免多项收费、取消几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营改增”扩围提速等。

  在下一轮的改革中,如何用民营企业激活国企,打破国企此前靠垄断牟利的固有发展模式,不仅是国企改革的重点,更应是挖掘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记者 吴文治/文 王飞/制图

  问路未来十年

  非公经济“玻璃门能否破除

  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经济,是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创新的。中国经济改革给了非公经济越来越宽广的舞台。无论从国家税收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非公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非公经济的不安分性,让它总能走在时代前列,而争取更多政策红利,一直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入改革,非公经济又将面临怎样的历史机遇?国企改革深入、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否象征着非公经济能完全破除多年的“玻璃门”?

  ■第二次“国退民进”蛋糕有多大

  国务院常务会议9月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企深化改革,无疑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外界预计,三中全会将继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途径,进一步深化对民资开放力度。虽然“新旧36条”从政策法规方面为民资获得了大部分领域的参与权利,但是由于固有的垄断,民企仍遭遇“玻璃门”,难获真正平等。

  近期民营银行开闸在即的政策落地,让市场备受鼓舞。但多年来经受“玻璃门”遭遇的民营企业,仍谨小慎微,不愿过多畅想。

  此轮国企改革的彻底性和打破央企垄断的深度,直接决定民营经济在接下来的政策红利中能否享受到真正公平的投资和发展环境。

  ■上海自贸区给民企怎样的舞台

  有了此前“特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试水和优先发展强有力事实依据,上海自贸区的各项政策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民营企业来讲,上海自贸区是否会成为各项限制领域开闸放水的试验田,值得期待。

  不过,从目前公布的自贸区总体方案中,自贸区面向服务业开放的领域要比各地的相应举措来得更实在。

  根据相应规定,上海自贸区的7项开放措施(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销售、演出经纪、娱乐场所、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医疗机构、增值电信)需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除医疗机构和增值电信外,在七大领域目前民营企业是主力。

  另外,上海自贸区对远洋货物运输、国际船舶管理、有限牌照银行、律师服务,在等待国家有关部委进一步明确政策口径后落实相关操作细则。同时,上海自贸区将新引进一批总部经济、文化贸易、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大宗商品交易、融资租赁、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交易等重点功能项目。

  可见,上海自贸区的这些重点项目,比如银行,是对民营企业尝试性开禁。上海自贸区如果能够在一些准备放开限制的领域率先试水,可以让民营企业在此轮改革大潮中获得更多机会。

  ■如何完善民营企业的监管

  无论是即将浮出水面的国企改革,还是上海自贸区的设立,都无疑会给民营企业提供机会。从历史发展来看,活跃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一些前瞻性的做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民营企业逐利和“不守规矩”的特性,决定了在取消民营企业更多限制的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管不能实现真空,宏观调控不能缺失。

  另外,应该注意到,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力量不断壮大,但技术能力和资金能力有一定限制,在放开一些垄断行业时,开放步伐如何掌握,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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